苗族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苗族集中分布的广大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山峦重叠，江河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植被繁茂，动物、植物、矿物药资源十分丰富，历来是我国药材主要产区。数千年来苗族同胞在这些地区生息耕耘，并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

由于苗族历史上无文字，对其医药的发展，历代文献记载甚少。近年来的的实际调查表明，苗族医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苗药的起源可以从传说、考古和古籍三方面来说明。

从传说中探源——苗族医药始于原始时期，源于苗族先民的生存斗争需要与生产生活实践。具有多年历史的苗族，其医药起源经历了人类社会漫长而初始的医疗活动阶段。至今，在广大的苗族聚居区还流传着“药王爷”的传说。传说药王爷不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为人民“岔税岔嘎”（苗语即“寻找药方”）。“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在各地仍被传诵。至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还非常崇敬“药王爷”，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这个传说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非常类似。《山海经》云：“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

从考古中探源—文物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苗族医药源远流长。例如，-年长沙东郊发掘出马王堆汉墓。在一号汉墓中，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古尸手中握有2个董囊（香囊），内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鉴定为辛夷、花椒、茅香、佩兰、干姜、高良姜、酸枣核、藁本等芳香性药物，其均含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具杀菌、驱风、发汗等作用，都是苗族常用物。另外，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中，主要部分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在其中提到的药物“答”，实为苗族称呼的豆科植物。现在苗语将“豆”称为“兑”，其与“答”不但同义并且近音，是古苗语的演化结果。《五十二病方》中还将寒热为主的病称为“瘦”，此与苗族“茄”同音同义，这也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湖南长沙是苗族先民地，这一考古发现则为苗族医药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从文献中探源——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已知中国最古老的药学著作。据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中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另外，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中采用苗语记音的药草有17种，第二册中有27种。《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用药经验。如在“菖蒲”条下，引苏颂《图经本草》曰：“……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无花实。……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并指出：“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于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由此可见，苗族药菖蒲、石葛蒲的应用历史悠久，是随身所带的治疗卒患心痛之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冠心病等心血管疾患）的药物。

通过调研得知苗药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早期医药阶段、经验医学阶段、理论医学发展阶段。

早期阶段是指从春秋战国时起，一直延续到元朝时。在这一阶段，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包括对人类发生瘟疫的情况无法理解而产生恐惧心理。为了求得平安或祛除疾病，必须求得外界神灵的帮助。因此，以“药王爷”为代表的医者，偶尔也用药物给人治病。在苗族“古歌”中关于这一阶段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如贵州黔东南州一首叫《垫哈》的古歌，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10年未返，后被父母找回时，野性不改，声音嘶哑不能说话。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哈哥不但能说话了，还改掉了野性。苗家因此懂得了浮萍能治嘶哑病。

经验阶段是指明王朝在苗族主要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的年代。明朝时期，政府对于苗族聚居区在军事上推行“军屯制”，经济上采取了有利于地主经济发展的措施，为苗族医药与其他先进民族的医药交流提供了机会，从而提高了苗族医药的整体水平。这一时期的苗族医药已从古老的早期医药阶段进入经验医学的大发展阶段。

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对药物的需求大大增加，使得药市十分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余种，其境内的关索、颇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许多苗医一边售药，一边看病，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其他如黔东北的《松桃厅志》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多种。苗药的市场繁荣，使种植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促进了苗药的发展。

理论发展阶段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苗族地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历经30年，一批民族医药科技工作者，通过对苗族医药的调查、研究，对分散的、不系统的苗族医药进行了整理和提高，并从临床疗效、药理实验、药物化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使苗族医药步入了理论医学阶段。

年和年，国家卫生部、国家民委先后发出《关于调查民族医药的通知》、《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贵州省卫生厅、省民委组织了以苗族医药为重点的全省性的民族医药调查研究与挖掘整理工作。年，贵州关岭县召开民族传统医药调研工作座谈会，展览民族药标本0余种，总结整理民族民间草药验方余首，后又编写出《关岭民族医药（第一集）》，收载种药物，并附有彩图。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在黔东南雷公山采集民族药标本号，确认民族药近百种，对其植物名、苗侗语名、药用部位、用途配伍、用法用量等进行了整理记载。

苗医用药以鲜药为主。由于苗族多居住在广袤的山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药物场地，用鲜药可以就地取材，无需加工、贮藏。鲜药中的有效成分，未经干燥过程破坏，效果常较一般干药为好，故不少苗药未进行干燥等加工炮制而以鲜药入药。很多苗家常将一时不易采到的苗药移栽于房前屋后，形成自己的“小药园”，以便现采现用，这是苗医用药的重要特色之一。

苗医用药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一些苗族地区苗医还很注重用药的时辰，注重用药季节性，所以苗医采药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一般于春夏采花叶，秋冬采茎根。正如苗族歌谣里唱到的：“春用尖叶夏花枝，秋采根茎冬挖蔸，乔木多取茎皮果，灌木适可用全株，鲜花植物取花朵，草本藤本全草收，须根植物地上采，块根植物用根头。”其目的是根据季节的不同和病症的需要，取其药物的最佳有效部位入药。

对于因受季节影响而一时难于采到的苗药，或为便于外出行医携带，一些苗药也常通过采集、洗净、切碎、晒干等法加工处理，予以保存备用。苗医用药在重用鲜药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临床用药经验，对一些苗药配方应用前加以必要的炮制后入药。将药物通过筛选、粉碎、切制、炒制、煎煮、醋制、制散和丸等加工方法，使药物降低毒性，提高药性。此外，苗医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下药”，以单验方治病为主。

由于苗药的炮制工艺大都比较简单，因此在工具的运用上也都趋向用一些简化的工具，如：刀、铡刀、手工碾槽、汤剂煮锅等；除了这些手工工具外，现代化生产中采用的机械化工具也被运用到苗药的炮制工艺中来，如：电动碾槽、粉碎机、制丸机、电煮锅等。

现代制剂还可以把苗药制成膏、散、丸、酊、针等多种现代剂型并采用现代包装，标志着苗药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苗族医药作为一门传统科学直到近代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黔东交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在清朝乾隆之前，还未入“官籍”，被称为“苗族生界”，有“蛮不入境，汉不入洞”的禁令。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而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以后的事，这说明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治病全靠苗医苗药。苗医药的传承也一直处于民间传统代际的传承。在苗乡，苗医讲究隔代传承，这是为了避免断后（即没有男性后代）。苗医通常仅传给一人，在挑选传人时，传统的方法是将南瓜藤割断，最先将南瓜藤连接好，且使伤口愈合复原的候选人即为苗医传人。

年以来，贵州省卫生厅组织了有关医学专家、药品生产企业和从事民族医药研究的科研人员，对贵州省使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的苗药及其秘方制剂，从处方来源及依据、组方药物与机理、名称及命名原则、制剂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药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临床验证研究、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再评价。年，贵州省民族医药研究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出版发行，进一步总结了苗族医药的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医药理论特色及开发利用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具有贵州特色的苗药产业的蓬勃发展。1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达了《关于强化中成药国家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将苗药纳入了评审及上升为国家标准的范围。1年以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组织专家对贵州苗药成方制剂进行了医学、药学评审，现已有个苗药成方剂正式获得了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且均为全国独家生产品种。2年，国家确认了苗药为我国六大民族药之一，升华了这门古老科学。8年，第一部系统、全面展示中国各地苗族医药的理论专著《中国苗医药》，通过专家鉴定。这部长达多万字、有苗族3大方言语音标注的苗医药理论专著，在原有资料基础上，经过在全国范围内苗族聚居区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挖掘出了大量苗族医药的新资料和新理论。

在苗药的产业化进程中，占全国苗族人口近半数的贵州省，以药材生产区作为优势在苗药产业的发展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苗药生产基地，具有一批有一定知名度、发展势头好的苗药制药企业。贵州苗药企业由年的34家发展到目前的家。2年，贵州省个苗药品种成功上升为国家标准品种，创下了全国申报品种数量、申报品种评审通过率、品种剂型数量、生产企业通过GMP认证数量、销售量、获得独立知识产权数量的六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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