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古代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通往西域的商路，是古代东方与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技艺交流的重要通道。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对“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并获得了成功。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是我国第一个跨国项目。”

回首丝绸之路的历史起源，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作为一条中国连通西方、走向世界的路，丝绸之路寓意着友好与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在跨国项目中所取得的经验，为将来做好其他跨国项目打下坚实基础。”童明康说。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年至公元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年-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是多年前贯通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年提出，起初指西汉张骞、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时开辟出来的通道，因为丝绸为商道上的大宗商品而得名。后来，这一概念成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通道的统称。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3世纪时经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往中国探险，从此打通中西往来之门。

马可波罗于13世纪经由丝绸之路，从意大利远征中国的事迹广为人知，甚至被外界认为是首位来华的西方人，其实他的父亲及兄长已先行一步，马可波罗只是在两人第2次到中国时才跟随。

1年马可波罗与父亲马费奥及兄长尼科洛前往中国，并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17年后忽必烈派他担任多国使者，他在中国时的探险历程记载于《马可波罗游记》内。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于年将马可波罗的来华之路，起名为“丝绸之路”，但这实际上并非一条路，而是近2,年来，商人途经及停留马可波罗当年经过的多个城市。

年，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和政治宗教形式的演变，丝绸之路的起止方向也在不断演变。丝绸之路基本定向于两汉时期，东面的起点是西汉都城长安，西面最远到达大秦（古罗马帝国东部），分为三条路线：沿天山山脉北侧的是天山北路；沿天山山脉南侧的是天山南路；沿昆仑山脉的是西域南道。这三条路由北至南依次称为北道、中道及南道。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蕃)、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当时，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汉中成国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丝绸之路始于史前时期

考古学专家王巍的研究一直是以事实说话。王巍通过大量史实告诉人们：“丝绸之路应始于史前时期。”

王巍说，距今0年至4年，西亚地区发明了冶金术，以及培育出了绵羊、黄牛、小麦等一些种养殖种类。而这些东西，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了中原。期间，居住在中亚到新疆地区中部及以北的安德罗诺文化的人们，成为了链接黄河流域和西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媒介。

年—年，王巍主持了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区的发掘，该项发掘入选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王巍说，在殷墟出图的文物中，已经包含了少量的和田玉。这表明在商王朝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文化联系逐渐增加。而这一时期，生活在青海和甘肃的古羌人发挥了商贾的作用。与此同时，马车就从欧亚草原传入了中国中原地区。而传播的途径也许就是河西走廊。

在《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王巍说，这可能就是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一个佐证。当时，羌人与周人通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形成了关中地区以西的羌戎文化和寺洼文化。这时候，该地区的人们就成了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媒介。

春秋时期，西域地区活跃着乌孙、月氏等部落，他们将西亚出产的玻璃器和欧亚草原风格的青铜器传入了中原。此后，关中地区的秦人势力逐渐强大，秦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使西戎臣服。随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全国建立驰道，设置郡县，为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奠定了基础。

那么中国的丝绸是何时传入西域的呢？据王巍估计，在西周时期，中国的丝绸就通过河西销往西域，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已经成为西域乃至西亚最受欢迎的产品，并有可能已经达到地中海沿岸。而大家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并非是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就是从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交流，转变为大规模地、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这对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巍说，丝绸之路是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汲取营养的通道。作为土生土长原生地的中华文明，在她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来自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而这些文化因素大多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

丝绸之路是极致景观的显现之地

在地理学家的眼里，丝绸之路意味着什么？李栓科给出了最恰当的解释。“丝绸之路景观带非常独特，有比较独特的自然结构，形成大量不仅是中国独有而且是世界上独有的景观。”

随后，李栓科用相关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在我们看来有悖生活常识的景观，让我们向往的，让我们赞叹的，这同时也是我们需要留下的理由。从庞大的古丝路看，无论起源有多久，无论存在时间有多久，我们看一看弯弯曲曲的路，最重要一点是所有取向都是以水源为主，以最大程度接近淡水为生。这就像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公路，号称母亲路，号称拯救美国一百年的道路一样，这条路所有的弯曲，所有不自然的转折，其重点就是要开向水源地。”

敦煌石窟、张掖丹霞地貌、西北“魔鬼城”这些丝路上著名景观究竟因何种魅力吸引游客呢？李栓科认为，之所以说“丝绸之路”所构成的中国的一条景观带，是因为这条带不是由一系列点，或者由一条两条甚至十条线组成的，它完全是一个景观带，这个景观带贯穿的是中国干旱地带，贯穿中国地势结构最高阶梯跟第四阶梯跟第三阶梯交汇地带形成的景象。“因此，‘丝绸之路’上大量的景观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对于民众，对于出行者，对于驴友，对于摄影师，都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

“谈到整个丝绸之路景观带，在这条路上，这么多的景观点，我个人认为在张掖地区，所有极致景观的集合地，这么多极致是很难想像的，但是在这里出现了集体显现。”身为甘肃人，李栓科在谈到这一点时，语气里充满了自豪。“再举一个例子，放眼全球我们能在哪里找到遍地充满玛瑙的景象。我记得我曾经在敦煌一带，看到广南几百平方公里是黑漆的覆盖，相当于人工的刷漆一样，这样的诀别景象，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尽管中国西北的许多地方都缺水，但没水的时候也是一个景象。坎儿井就是一种，这都是干旱地区独有的。”

对于丝路景观的价值该如何评价？李栓科认为，无论是干旱的沙丘、丹霞地貌还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坎儿井，我们都认为，他们都是构成一个整体的丝路景观的重要元素。而其中，很多景观不仅仅是上天大自然赠予的，还有一些是靠我们当地原住民对它的摸索发展出一系列特殊自然的人文景观，这已经成为重要景观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人类的智慧和对文明的推动作用。“希望通过我们更多的努力，通过各个专家学者来研究，通过媒体的传播，真正让我们丝路景观带的独有性、独特性，它在自然界，或者说在全球生态系统景观里边独有的属性广为人知。”

谈到地缘，则无可避免地说到了“地缘政治”。在李栓科的演讲中，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也没有从纯政治的角度去阐述丝绸之路的作用，而是用地理学家的眼光来剖析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乃至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作用。

“谈到地缘我们有些人会很紧张，因为曾经地缘在我们几十年以前，是一个敏感的，非常封闭的事物，为什么？因为二战发起者之一纳粹德国正是源于地缘，因为讲地缘经济等等，因为我们生存空间没有就拓展生存空间，进而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自己再反思一下，地缘对于我们的任何朝代，任何事情，无论是外交、军事布局还是经济活动都是不可回避的，或者说不可能不对你的左邻右舍，你的前面后面有冲突，这就是地缘。”李栓科的观点非常直接。

而丝绸之路究竟在地缘政治中意味着什么？李栓科这样表述：“丝绸之路在中国以及世界地缘带都有巨大作用。我们不仅仅通过这条路从历史上给中国人，给世界带来了文化、商品、交通以及文明甚至是宗教信仰，而且它对现在的中国和世界依然很重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19世纪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谓。

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但后者自西汉初期形成一直沿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这多年的中、外贸易历史中，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有时是丝绸，有时是瓷器，或其他；而外国的贸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瓷器之路，或皮货之路，或丝香之路，等等。既然丝绸之路已约定俗成，也就径称海上丝绸之路。

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港口考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四）、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隋统一后，加强了对南海的经营，南海、交趾为隋朝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今潮州市）、合浦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对外交往港口。

唐朝经济发展，政治理念开放兼容，外贸管理体系较完善，法令规则配套，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

唐朝海上交通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特别是出发于广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公里，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此外，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律宾岛屿的航线。

自唐玄宗开元二年（年）设市舶使后，市舶使（一般由岭南帅臣兼任）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南海贸易，注重经济效益，为地方和中央开辟了可观的财政来源。另外地方豪族和地方官乃至平民也直接经营海外贸易，促使社会生活发生变化。

出口商品仍以丝织品和陶瓷为大宗。此外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进口商品除了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占相当比重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国特产。特别要提到的是"昆仑奴"的贩进。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对唐代社会的变革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五）、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

宋朝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力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是保证市舶司掌握的舶货源源不断地向京师输送；二是尽可能扩大市舶司直接掌握的海外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值。

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南宋末海盗活动特别猖獗时则另当别论。

由大食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国家）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达上下竺与交洋（即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西航线。这条主干道的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

市舶司制度至宋代已逐渐完备。其职能为：第一，对出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发放中国商船出口许可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设宴饯行即将出海的中国外商船；护送商船到珠江口；给前往国内其他港口的中国商船以"防船兵仗"等。第二，对进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船只到达之前的祈风祭神；检查进口船只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进口货物的抽解、博买；接待外商、贡使等。第三，其他与外贸有关的事宜。例如向朝廷报告贡船到岸消息，向汴京、行在纲运舶货，出卖舶货等。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中央有效操纵市舶使以控制外贸。

"元丰市舶条"在加强朝廷对外贸的管理方面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

流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有：（1）中国政府允许出口者：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允许进口者主要有：香药、象犀、珊瑚、琉璃、珠钊、宾铁、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蕃布、乌樠、苏木等。其中香药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2）中国政府时许时禁者：金银、铜器、铜钱。中国政府不允许者：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一部分书籍。还严禁外国货币进口，以防"紊中国之法"。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六）、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元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4倍多。元人还对中国以南海域作了"西洋"和"东洋"的划分。这是海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元政府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

《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主要进口商品是：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共八大类。

（七）、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明初实行"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以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政策。但对广东则特殊：一是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入广东贸易，二是惟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三是允许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1）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年间）：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南纬8o55"的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但李约瑟认为明代已有大帆船到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而进入大西洋水域。这对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向东南航行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继而，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港(Lima)。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高峰。

隆庆以前主要实行的贡舶贸易，是合法的官府经营方式。皇帝朝见并赏赐完贡使后，便准许贡使将携来的非贡货物在会同馆开市贸易三五天。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其目的是保证海禁政策的顺利实行，并把对外贸易置于朝廷的严格控制之下。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在隆庆之前被视为走私贸易。之后，海禁开放，贡舶贸易衰落，市舶贸易成为合法的和主要的经营方式。

根据《万历明会典》，进口商品主要有七大类：（1）香料类，如胡椒、薰衣香和龙脑等。(2)珍禽异兽类，鹦鹉、孔雀、黑熊、红猴等等。（3）奇珍类，珊瑚、玳瑁、象牙、玛瑙等是也。（4）药材类。（5）军事用品类。（6）手工业原料，主要有锡、红铜、石青、硫磺、碗石、牛皮、磨刀石、番红土、西洋铁、回回青。（7）手工业制品类则多见各种布匹。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铁器、棉布、铜钱、麝香、书籍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绸和棉布为最大量。

唐宋的市舶制度旨在增加财政收入"以助国用"；明初则冀藉之执行海禁又能"怀柔远人"；明后期又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目的为己任，截然有别。但明后期私人海商贸易日益发展，市舶司难以身兼海关和外贸的双重职能，这样一来，先是"官设牙行"取得了海外贸易的垄断权，接着三十六行代市舶司提举主持海外贸易和代理收税之事。市舶司机构便形同虚设了。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丝织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分工的细化；商品性农业、货币经济和城市市镇的发展；海外移民潮的出现和"华侨"对住在国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等等。

（八）、清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清代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明代诸多航线的基础上，清代又开辟了北美洲航线、俄罗斯航线和大洋洲航线等。

同时，外贸的港口有所增加，地域有所扩展，来往商船频繁，商品量值上扬。

出口商品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丝绸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特别是广彩）也受到青睐。进口商品中，就吨位言，棉花居首，其次是棉布和棉纱，毛纺织品退居第三；就价值言，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苦力贸易"至战后则颇为猖獗。

康熙二十四年（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4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清代广州的外贸制度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是在从十三行到公行，从总商制度到保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行商主要负有以下四方面的责任。第一，承揽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外商报关缴税；第三，担保，行商互保的同时，还要为外商担保；第四，充当外商与官府的中介。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许多国家逐渐在中国设立商馆。

清代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华侨"还纷纷在住在地建设会馆，并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国内外市场网络的扩大、农业商品化的推进、民族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九）、民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滑坡

这一时期，香港逐渐演变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转口口岸，除了洋行之外，在抗战前英国一直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抗战后为美国所取代。

民国前期，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多，茶叶有所下降，水草类编织品也较大宗，瓷器一般供应给海外华侨，其他还有烟叶和糖蔗等；进口商品以蔗糖和大米为大宗，五金类的数量继续增长，水泥也是重要的进口商品，海产品多由香港进口。民国后期略有变动。

民国时期列强夺取了关税收支及保管权，关余（关税开支后的余额）也被外国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监督无权过问；省港大罢工后有所改观。

走私问题极为严重，民族工商业惨遭打击。

民国前期蚕丝业鼎盛，但自年代后便开始走向衰落。

按照地域来分，丝绸之路还可分为“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人们耳熟能详。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开辟出来“草原丝绸之路”和经滇缅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比西北丝绸之路出现得更早。

在古丝绸之路概念的基础上，如今，中央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新丝绸之路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概念。这一战略构想，描绘了一幅连接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覆盖30多亿人口，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蓝图，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初步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有3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北线的东端城市是连云港，上海在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上，云南等省区则在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上。

构建便捷的交通是打造新“丝绸之路”的必要条件。从年12月1日起，横贯亚欧两大洲的铁路大通道———新亚欧大陆桥开通运营。新亚欧大陆桥是从中国连云港起到荷兰鹿特丹港的铁路联运线，全长多公里，途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7个国家，辐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亚欧大陆桥外，中国在各区域也不断完善“丝绸之路”。以新疆喀什为始发点的中巴、中吉乌铁路于年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作为中国西部面向亚欧诸国的门户，新疆的国际运输线路增加到79条，极大地提高了运输能力，加快了物流速度，增进了经贸交流水平。

此外，国际丝绸之路大会也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一个平台。在年5月份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丝绸之路大会上，中国交通部称特别注重与丝绸之路沿线邻国的路网连接，并投入大量资金对通往边境口岸的道路进行改扩建。

长按